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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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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发展论文】摘要：本文采用1995 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下无特指简称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研究
摘要：本文采用1995 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下无特指简称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是农产品贸易流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贸易国家间地理位置的毗邻、交通运输便捷程度对农产品贸易流量有显著的正影响。通过测算贸易潜力发现，中国与柬埔寨、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产品贸易属于贸易潜力成熟型，与文莱、土耳其、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属于贸易不足型，贸易潜力巨大。此外，中国与蒙古、约旦、俄罗斯、波兰、缅甸等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则属于潜力成长型，潜力成长型贸易占主体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有较大农产品贸易潜力，农产品贸易合作前景广阔。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贸易潜力；“一带一路”；影响因素
DOI: 10. 13856／j. cnll-1097／s. 2017. 03. 021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带动了国家间农产品贸易的飞速增长，“一带一路”是连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的重要纽带，借助于有利的地理位置，“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以下无特指简称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在这个构架下，国际农产品贸易及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秩序正逐渐形成与发展。
1 引言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国家间贸易潜力进行了研究，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采用贸易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潜力。Tinbergen (1962)和Poyhomen (1963)最先将引力模型引入到贸易流量分析中，此后不断发展。Nilsson (2000)对“贸易潜力”进行定义，并用实际与潜在贸易量之比来衡量贸易效率。“丝绸之路”概念提出来后，众多学者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前景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如王保忠等( 2013)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路径及实施对策进行了探讨，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的8大路径，即交通、贸易、能源、产业、城市、金融、文化、生态。要实行“交通走廊”向“经济发展带”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程云洁(2014)从外贸市场、能源、企业、对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机遇，同时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李宁( 2014)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集中资金投入到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和地区。白永秀等( 2014)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目标及实现步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李金早( 2014)提出要切实建设好“一带一路”，不断深化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推进国家间贸易开展，加强国家间贸易对接，深化投资，强化金融建设，使沿线国家间贸易更加便捷、通畅。陈万灵和何传添(2014)提出通过提升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实现国家间共同发展。而在“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研究中国贸易潜力的文献很少。
李艳芳和李波(2015)采用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认为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巨大，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高新才和朱泽刚( 2014)实证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程度及规模有了明显的强化，经济带有利地促进了中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开展。同时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发现，在所有影响国家间贸易规模的因素中，一国的经济规模大小是影响贸易规模的最主要因素，国家经济规模大小在较大层面上推动或限制了国家间相互贸易。谭秀杰和周茂荣(2015)通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一步分析法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间的贸易潜力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处于上升状态，且中国出口潜力较大。
对现有文献梳理可知，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的测算与影响因素的分析，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潜力如何？农产品贸易流量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不同的因素怎样影响农产品贸易流量？应当怎样提高中国农产品的贸易潜力？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中国正确把握农产品贸易发展方向，准确把握当前贸易格局，有重点地开展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
2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借鉴经典引力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T=AYy/D
(1)
式中，T指i国与j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y、y，分别指i国和j国的国民收入，常用一国的GDP来衡量；D指i国和歹国的空间距离；A为常数。
为了更详细、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本文对基本模型进行对数变形，并引入其他变量，从而得到本文扩展的引力模型：
D:\截图\3496.jpg
式中，T为i与j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额，其余各变量详细描述及预期符号方向如表1所示。
3 样本与数据说明
3.1 样本说明
“一带一路”共涵盖65个国家，表2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范围。
3.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同“一带一路”各国1995 2015年农产品出口数据，由于筛选农产品复杂，一般文献简单的选取HS92商品编码1～24章作为农产品，本文将农产品统计范围界定为HS92商品编码1～24章农产品及其他农产品①。其中各个国家相互之间双边贸易数据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各国GDP总量以及人口数量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WDI)，距离数据采用国家首都之间的直线绝对距离估算，数据来源为旅游网站②。
4 实证分析与贸易潜力测算
4.1 实证分析
孙林(2008)指出，国际贸易中存在贸易流量零值问题。在实证研究中，常用伪泊松最大似然估计(PPML)来处理。表3中是控制个体差异后采用PPML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仅包含了两国GDP水平，人口数量以及两国距离的公式(1)中，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贸易引力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两国相互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情况，这与王瑞等( 2012)研究结果一致。公式(2)纳入了所有的解释变量，从模型的回归结果看，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国家间绝对距离，是否有共同边界以及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仅有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是否属于相同贸易集团和进口税收占其税收总额之比3个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借鉴孙林(2008)的研究方法，本文在控制个体变量后采用“后向法”对变量进行筛选处理，剔出回归系数不显著并且非0的解释变量，筛选结果为模型3和4（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剔除了TAF变量，模型4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剔除了PTA和TAF变量）。模型3中，两国是否属于相同贸易集团这一变量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模型4在剔除是否属于相同贸易集团和进口税收占其税收总额之比两个变量后，所有变量均变得显著，其中两国GDP水平、两国绝对距离，以及是否有共同边界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数量和各国的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两个变量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中国人口数量和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项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F值及R2的结果也较好，因此，本文采用模型4估计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
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GDP水平，拥有共同边界，各国的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都对农产品贸易额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促进农产品贸易额的提升。这与谭秀杰等( 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中国GDP每增长1%，会带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0. 63%；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每增长1%，中国对该国农产品出口额则会提高0. 5%。在两国拥有共同边界的情况下，由于地理临近带来的贸易增加效应为1. 3%。贸易国家之间的交通越便捷，越有利于提高贸易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便捷程度每改善1%，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就会相应增长0. 09%。一般来说，进口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往往会带来农产品需求的提高，从而会相应增加农产品贸易量。然而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数量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作用是反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数量增加，反而带来贸易量的减少。这与孙林( 2008)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除需求增加效应外，人口增长还可能带来进口替代效应，由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产品可替代性较强，因此造成替代效益大于需求增加效应，使得对方国家人数每增长1%，中国对该国农产品出口值就降低0. 05%。此外，两国绝对距离以及人均GDP之差的增大会抑制农产品贸易。两国相隔越远，贸易运输成本会越大，因此，对方国家距离每增大1%，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贸易值就会降低0. 67%。贸易国之间人均GDP之差每增大1%，中国对该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值则会降低0. 09%。这与高新才等(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
4.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测算
根据上述估计参数，采用模型4模拟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潜力，测算值如表4所示。借鉴帅传敏(2009)的研究，即农产品实际出口额T与农产品模拟值T´之比为t，当t>l. 20时，两国的贸易属于过度贸易型（潜力成熟型）；当0. 8<t <1. 20时，可以看出，两国的贸易属于潜力成长型；当t<0.8时，两国的贸易属于贸易不足型（潜力不足型）。中国同蒙古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属于潜力成长型。东盟10国中，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越南、菲律宾的农产品贸易属于潜力成长型，而与柬埔寨的贸易属于过度贸易型，与文莱的农产品贸易属于贸易不足型，贸易潜力巨大。在西亚18国（地区）中，中国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的西奈半岛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都是潜力成长型，与土耳其、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的贸易属于贸易不足型，开发空间较大。在南亚8国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贸易属于潜力成长型，而与印度和不丹的贸易属于贸易不足型，与尼泊尔之间属于过度贸易型。中亚5国中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之间农产品贸易属于潜力成长型，中国同乌兹别克斯坦属于农产品过度贸易型，而同土库曼斯坦属于贸易不足型。独联体7国中，俄罗斯、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同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属于潜力成长型，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中国的贸易属于贸易不足型。说明中国和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还有很大上升空间。中东欧1 6国里，中国同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农产品贸易属于潜力成长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同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属于贸易不足型，仍有很大成长空间。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中国同“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额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国GDP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利于带动中国对该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同时，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能进一步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且中国GDP水平提高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大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提高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在两国拥有共同边界的情况下，由于贸易国家之间有相近的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能增加国家之间的认同感，农产品贸易量（额）会进一步提高。由于农产品具有时间、质量等方面的特殊性，贸易国家间的交通物流便捷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国家间农产品贸易发展，交通便捷度提高的同时，贸易成本、过程的不确定性、农产品货物的受损度能够得到有效降低。
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中国与柬埔寨、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属于过度贸易型，农产品贸易模式有待调整。中国与文莱、土耳其、巴勒斯坦、印度、不丹、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摩尔多瓦、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属于贸易不足型，贸易潜力巨大。此外，中国与其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则属于潜力成长型，潜力成长型贸易占主体地位。
5.2政策建议
(1)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提高GDP，同时通过经济互通有无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从而有利于带动中国农产品出口。
(2)通过有效投资，进一步加强国家间交通物流建设，从而有效降低贸易过程的不确定性及可能产生的各种成本，弱化国家间距离带来的贸易阻碍作用。
(3)建立更加完善、全面的贸易合作与贸易协定，扩大中国的贸易合作范围，通过与众多沿线国家签订有效的双边协定，减少贸易摩擦，降低关税壁垒，实现国家间各项贸易互惠互利，加大农产品通关效率，实现时间和成本等方面有效节约，简化贸易流程。
(4)科学制定贸易发展策略，针对不同贸易关系，贸易阶段的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贸易战略，不能一概而论，实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鼓励国内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出口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降低相应产品可替代程度，鼓励高质量农产品优先出口。由于国家间人均GDP的差异会阻碍农产品贸易的开展，因此，与同中国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开展贸易，更有利推动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5)应该有重点选择农产品出口贸易对象，对于贸易不足的国家，应该成为重点开发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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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林，2008.中国农产品贸易流量及潜力测算——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6): 70-76.
谭秀杰，周茂荣，2015.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13-21.
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2 01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路径与实施对策[J]．经济纵横(11)：56-65.
王瑞，王丽萍．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 (4):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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