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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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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格式】这门课基础理论上的进度我想就到这儿了，下面一讲因为是全校性的公开演讲，所以不能接着今天的内容讲，只能谈一些当代性的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比较文化研究里面的“西方与非西方”问题；当代美国国内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问题；自由帝国主义或“帝国”的问题。这都是些非常具体的当代现象和理论问题。
某种意义上，到今天正式课程就结束了。所以我想说几句题外话。我想这门课的几个用意大家现在都很清楚了：第一是从反省德国的历史和德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来考虑中国问题；第二是提出文化政治这个概念，把一些隐藏在目前的学术规范化或者学术内部的理性化、技术官僚化趋势所掩盖的基本问题再一次提出来；第三是怎么在现在非常强势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考虑中国文化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认同的问题，怎么谈我们的存在的合目的性、怎么在价值上肯定和捍卫自己的存在，怎么把中国问题中的特殊因素上升为普遍因素，在文化和政治上发挥出来？这种努力有没有可能，在学术思想上应该怎么谈？这几层意思都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今后的具体研究中多多考虑。
有一点我们没有机会谈，但我一直很想说说，就是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80 年代和90 年代这个断裂。80 年代的时侯我自己是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还没毕业就很幸运地参加了当时的文化讨论，写文章，更主要是翻译。如果你们当时处在那样的环境里，你们也会那样的。研究生、博士生会拉你们去搞翻译，去参加讨论，今天介绍这个新思潮明天介绍那个新思潮，讨论一些非常大的问题；然后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当时一些核心的论争中。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好象谈的都是些很大的、很笼统的问题，什么中西问题呀，什么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呀，有些人在西学讨论里边好象走的很远，言必称海德格尔，言必称尼采，言必称什么逻辑实证主义等等。你可以看当时很多派，有专门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专门搞诗化哲学的，有专门去搞存在主义的，有专门去搞解构主义、阐释学，好象五花八门；弄得很多老先生很忧虑：现在年轻人，北大、社科院的这些年轻人怎么一头扎到西学里边就好象不回来了。
但现在回头想，80 年代的问题实际上跟中国本身的政治文化问题扣得很紧，它始终是个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问题。后来甘阳编过一本书，为香港的三联书店编的，这本书大陆好象自始至终没有出国内版，但我想大家都是可以找到的。当时香港的三联书店编了一本总结文化热的书，就叫《当代中国文化意识》。上编跟国学还有点关系，包括当代文学当代诗歌当代美术；下编完全是谈论西学。当时怎么来为这种编辑的体例安排作辩护呢？编者甘阳就说：“西学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化讨论的一部分”。这句话至少对我这样的中文系学生震动很大，因为我虽然在中文系读书，但感到在思想上真正能触动我、让我深入思考下去的，都是一些“西学”问题。我并不愿意去念外语系，也不愿意去哲学系念西方哲学。要我现在选我还会选中文系。但要我现在重新做中文系学生，我大概还是会象上一次那样，不由自主地被“西学”吸引过去。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觉得读西学书、思考西学问题，我就在思想上和精神上脱离中国文化了。恰恰相反，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和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所以甘阳当时的这句话让我感到一种时代性的问题和一种历史感。对年轻人来说，这种感觉，大概比任何实证的知识都更重要。
在“文化热”期间，北京知识界的气氛的确就是这样的，讨论西学就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一部分，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生产的一部分。谈的是西学，生产出来的是当代中国文化材料；谈的话题是西学，但不管谈什么，谈出来的东西都要归中国。关键要看中国人谈西学在谈什么？为什么要谈这样的西学不谈那样的西学？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谈那个部分而不谈这个部分？为什么要这么谈而不是那么谈？所有一切反映的都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说的非常明白。甘阳后来在 89以后在台湾出了一本小书。他把当时文化热潮期间的一些文章——当时反响都很大，登在像《瞭望》这种杂志上，现在看来很不专业的，既不是核心刊物，也不能拿去评职称的文章，但在当时整个的学术界知识界影响极大——收到一本小册子里。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的，就叫《我们在创造传统》。意思是说，你们不要说我们在反传统，我们是在创造传统，我们离传统越远，其实就离得越近，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传统，因为我们的思想活动就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一部分。我们不想下去，不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传统”的载体又从何谈起？又哪里还有什么传统呢？当代中国文化意识自然而然地就是当代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延续，而我们做什么就是传统本身的延续，因为我们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文化政治的意识。你就不要去问我们跟传统什么关系，我们就是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我们。我们现在做什么，本身是属于传统这个活的连续体的。
90年代以后这种思想脉络好像被斩断了，和西学对话的当代中国文化思想“传统”被“悬置”起来。90年代的时尚是要回到国学，回到学术规范，回到学术的专业化、职业化，但这一切又需要一个西方学术机构的认可。于是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一部分的西学讨论，就被按西方学院汉学和中国研究部门的规矩做出来的“国学”取代了。这种国际接轨不失为一种“多快好省”的学院专业化途径，但代价是自动地和西学的核心问题脱离，不想也不敢去接触它的主流问题和核心问题——主流在这里不是指意识形态主流，而是西方人在想什么，他们的焦虑是什么，他们努力想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的危机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来应对这个危机的。不去从西方的“存在”、“价值”和“政治”等整体性问题上着眼，我们就无法进入西方世界的思想堂奥。我们不去在整体上把握西方，我们也就放弃了在整体上考虑我们自己问题的抱负。从西方学术的一个局部，不可能得出有关西方整体的知识；从西方学术的局部，也不可能得到有关中国的真问题。但只读中国书，就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了吗？同样不能。别的道理不说，近代以来西方市民阶级按自己的面貌所塑造的这个现代世界，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地认识；单单西方学术思想过去三百年的积累，就不是一两代中国学人仅仅凭聪明和意志力就能全部消化的。如果我们学习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思想、中国政治和中国经济而不了解西方人在文学、历史、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为和思考，我们是不可能处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前沿、也就是说，可能把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全部内涵在最高水平上发挥出来的。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能摆脱“中国”这个定语给我们带来的限制，而仅仅安于在地域、材料、语言和所谓“本土知识”的范围里做窝，我们就在“本土知识”方面也会最终丧失优势。
实际上，我们在种种冠以“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里面，本身也没什么优势可言。因为一个学科的优势不看你坐拥多少实证材料，也不看你有多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趣或体验，而是最终要看两个方向上的影响力：一是看你的学术成果在分析、方法、理论上有没有给其他跨语言、跨社会、跨文化的同行提供新的视野、示范、议题和研究动力。比如法国史研究或德国史学理论对所有史学家都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但中国史研究对研究英国史或非洲史的学者大概就是可看可不看的东西。西方人的文学研究我们不能忽视，但西方人并不把我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太当一回事。这里面当然有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作怪，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是谈不上有什么“辐射力”的，而西方学术理论的辐射力，即便我们只躲在自己的中国领域里面，也无法回避。甚至我们用来抵挡西方新理论的老家当，相当程度上也不过是早年传进来，被前辈中国学者吸收了的“西学”，比如实证主义，新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主义等等。影响的另一个指标是看学术思想能否对国民生活整体产生影响，能否在学科和学院之外，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领域产生深刻而持久的效果。前一种影响力是以世界性学术思想共同体为背景来衡量；后一种则是以民族国家的“生活世界”为背景来衡量。
西方学术厉害的地方，最终不在于它的规范化和技术操作，不在于它的博士生或者年轻教授可以作论文作得像模像样，注解很到家，资料做得很好；而在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有一种历史和理论的切关性，就是能把当前的危机放到对自己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里面去思考。比如现在美国就碰到许多危机，一与多的问题，合众国合众于一。如果众多得合不了一，没法合为一，美国就解体了。它就有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看看罗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看希腊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看中国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看19世纪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一系列回归于传统。它这个传统是在解决当代问题过程中变成一个活的问题，一个活的资源。这是西方学术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看西学时要去看他们在想什么问题，而不是说看他们作出什么样的论文，不是看他们写出了什么样的论文，而是看他们论文后面的观点、他们的问题的脉络在哪儿？他们的问题的脉络是什么？而我们的问题的脉络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从哪儿来的？而那个问题前面又是什么问题？这个局部的问题跟一个大的问题又是什么关系？这个大的问题跟一个更大的问题又是什么关系？
学术思想的发展有时非常缓慢，几代人不一定跳得出一个大的问题的框架。有时又非常快，是爆炸式的，五年十年里可以有划时代的发展。投身于学术思想，就是投身于学术思想的历史脉络，在这个脉络里面，个人才可能对当下、对时代做出有力的回应，而不是处处受时代局限的束缚。如果我们每个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同这个大脉络割裂开来，或者在求学时代没有找到进入这个脉络的学术和思想门径，就无法对当下的时代做出在学术思想上有意义的回应。所谓的问题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学术思想的脉络中为时代性问题做好准备，同时在历史发展的时代性框架中为学术思想问题做好准备。90 年代对专业化规范的追求，在最起码的学术训练上也许是必须的，但如果为此而牺牲了学术思想生活根本的价值冲动，就是一件很可惜、得不偿失的事情。
我这次回来参加了中文系几个博士生的答辩，跟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有过一些交谈。我觉得从形式规范上讲，中国人文科学的博士教育并不比国外的同行差。说实在的，同国外的博士——哈佛的博士、哥伦比亚的博士，杜克的博士——的论文答辩比，北大的博士生在技术和工艺层面并不差多少。但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个总体性的问题的脉络或问题意识，所以局部做得再好，严格说来都是一个不成形的东西，要么是散兵游勇，要么就陷在故纸堆里出不来，意义在哪儿都很不明确；而西方学术是再小，它做的再局部，但它有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发展的框架在后面支撑的。所以每个具体问题上个别学者的微小进展，都得益于整体，也能反馈回整体。这种东西是需要我们考虑的。这是谈这个所谓的中国政治文化意识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找到落脚点的问题，就是去找思想脉络和问题意识，找自己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的交叉点，找自己当代问题和古代问题的连续性，找“国学”和“西学”相通的地方。这是一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谈不上能有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积累。因为学术积累说到底是知识、思想和智慧的积累，不是一群专门家的材料堆积；不是体制化学术生产的流水作业；也不是小聪明、小做派、小权威的相互模仿。
知识的立场后面必然有一个价值立场和政治立场。如果当代的知识界或者学术界一碰到价值问题就顾左右而言他，一碰到政治问题就谈虎色变，不愿意碰政治这个问题，不愿意碰价值这个问题，不愿碰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价值问题，那我们所做的学术归根到底就都是一种没有依附的东西，只能是种专业技术性的东西，是没有根基的。据个例子，在座的诸位离开文革、反右都很远了，社会主义和大众革命的问题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根据和合法性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读书和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要有什么禁忌，不要画地为牢，不要人云亦云；想问题的时候要尽量扩大自己的视野，多找几个参照系，多想几步，多反思自己分析背后的历史框架、价值坐落和政治判断。这样的话，可能会看出一些新问题，可能会抓住一些新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些新思路。只要我们真正有能力、有方法去处理和把握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社会生活这种巨大的复杂性，它的矛盾，它的悲剧，它的各种各样的选择和方案，成功的失败的种种问题的话，我们就已经是在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层面上进行学术和思考活动了。
这个世界性意义不在于你怎么样从中国脱离开来去寻找一种普遍规范，而在于你怎样把你这种特殊的历史经验理论化，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把它理论化，从而改写现有的规范。这才叫“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作为中国人，我们实际上没有选择做“小国寡民”的可能，我们也没有摆脱掉中国这个麻烦，干干净净去“普遍性”里面做什么“真正的个人”的可能。纯粹的个体性、纯粹的普遍性、纯粹的文本、纯粹的形式、纯粹的材料和纯粹的规范都会在中国这个复杂的现实存在面前丧失意义或实质性。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现实、自己的存在抱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就必须把它的历史实质的概念意义和形式意义发挥出来，而不能把它往现成的框框里面套。套来的“规范”或“普遍性”是没有意义的。
这好象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我一直希望这门课能和大家自己的思考接上。这门课好象说的完全是西学，其实每句话谈的都是中国问题。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具体的问题是大家怎么把它转换过去，把它落实到自己的具体研究上，这就是各位自己的事情了。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努力。我想我的意图应该是很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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