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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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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社会的性质的论战与工业化道路
在工业化问题上，大部分学院派的学者，都试图避开政治主张上的争论，他们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一些切实的调查研究，认为这才是拯救中国的正途。1932年陶孟和在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写的序中说：“在中国，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状况，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警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维妙维肖，便是社会的福利。那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的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到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出这种只模仿他人而不认识自己的流弊，便起而提倡社会调查运动。主张用科学的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社会，然后才可以根据这认识，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李景汉，1933:陶序）但是，他们由农业的改进引发工业化的基本主张，必然与在农村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并进而与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革命主张相冲突，从而引发在发展道路上的革命派与改良派之争。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但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段，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办法是发展农村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的出路是解决愚穷弱私的问题还是反帝反封建。然而，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上，更激烈的争论似乎还不是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而是在土地革命派与托洛斯基革命派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的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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