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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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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7年4月，费教授在重访江村以后，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就没有可能再下来了。但是江村仍在发展着，它仍然脱离不了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在《重访江村》的文章里，费教授写道：“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尽管江村的农村副业总收入至少已经赶过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尽管江村农民的收入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粮食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农民仍然说粮食不够吃。例如：“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童，每月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个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同上)，但仍然被“粮食问题所包围”。就是有米，又闹没有钱买。问题带有普遍性，除江村外，还有别的地方：不仅是副业没有搞好，而且问题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深层次的矛盾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
1957年6月26日吴江关于震泽区农业社员闹事问题的处理情况报告里说，震泽区12个乡122个农业社中，有11个乡62个社发生社员哄闹事件。首先是为调剂桑叶的事，打了区长。群众流传“打了区长没啥道理，打乡、社干部更没问题”，“过去干部打群众，现在群众打干部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生产搞得不好，领导生产有片面性，使得夏熟作物减产，社员收入减少很多。例如，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限制蚕桑生产，使桑叶管理不好，造成少养蚕，多买叶，收入减少。1957年震泽区比1956年少养2 996张种，倒掉1 620张蚕，买进2万多担桑叶，花掉16万多元，蚕的产量又比去年低。还有副业受到限制。如贩运树木和海蜇，．烧柴，打鸟，也因人社后停了。这些副业本来占农户收入的20％—30％不等。又加上大田管理不善，村与村之间的平均主义等毛病，使得矛盾更加突出，有的社员激动得找到社干部就打，企图打掉合作社，好单干。闹事的村往往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有的办社时，违反自愿原则，强迫拉人社；有的社内各村之间有历史纠纷的也勉强拉在一起；有的社政策处理不当，遗留很多问题。例如，有的社将一些单干户的布证、油证、周转证收了，逼他们进社来。他们一进入就闹退社。他们在自己田里单干，说自己是“只结婚，不同房”，“名合作，实单干”。有的村之间有“活不上门，死不吊孝”的宿仇，并在一起后，社员说，“我们头上香灰未掉，伤痕犹在，怎能一起办社?”特别是1957年桑叶价高，每担8—10元，而人社时每亩桑树价为30—60元。社员说，人社折价抵不上一年的桑叶价；有的看到桑树管理不好很伤心。有的干部，管理混乱，把周转粮都分掉了，也没有人管。还有的干部经常打人骂人，社员过去见到他不敢说话。这次酝酿了要打他。又有些干部随便借款。社里说，“干部要钱，随便支，我们借一元钱要过三关(队长、会计、社长)，有时还借不到”。有些人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领会不完整，产生了副作用。有人说，“现在是人民内部矛盾，闹也不要紧，反正政府不能叫我们吃官司”。对闹事的地方，派了工作组，逐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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