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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打造平等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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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学术界误将农民穷苦底层（赤贫）的革命“先锋”等同于农民的主体，在理论上则长期导致了视平均主义[1]为农民主义或农民是平均主义者的认识误区。至少在20世纪中期以来，平均主义被通称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2]，甚至称之为“农民阶级的主义”[3]；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一大二公”式集体化运动则被认定是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是农民平均主义泛滥的结果[4]。在我近十年来参与的学术讨论或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在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一般群众观念意识中，不仅这种共识仍未松动，而且还进一步将农民的“毛泽东热”现象与农民的平均主义挂钩，认为农民的“毛泽东热”，表面上是因为毛泽东时代耀眼遗产与改革开放后党风、政风的巨大反差而引起的怀旧，是对八十年代末以来“三农”问题日益严重而进行反思的结果；深层原因则是贫富差距导致植根于农民中的平均主义意识的复苏，是毛泽东时代农民平均主义追求的再现。这样，在严峻的“三农”问题面前，面对农民对社会公正公平的许多正当要求，许多基层政府官员甚至某些学者也不予重视，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的错误，因而贻误了及时处理问题的时机。显然，正确认识农民，还必须清理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的理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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