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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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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本稿通过对近世以来华北农民日常社会结合行为的探讨来参与上述讨论。对沙井村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表明，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具有地域特征。对近世华北农村的“锄社” 、“合具”等农耕结合习惯与近代的“搭套”在组织规模、劳动范围、持续时间等方面的相互比较证明本世纪30-40年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已经变质。
关键词：社会结合、共同体理论、近世的与近代的、搭套(合具)。
村落社会中的农民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活动、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需要结成各种协同、合作关系，并以共同的行动和行为表现出来。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的上述种种社会结合（出于学术上的见解或禁忌，有些学者称之为“共同体关系”，有些学者则称之为“协同关系”或“共同关系”）的性格，诸如内聚性、封闭性、紧密程度、合作程度等等的议论在30-40年代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便被提出来，并在日本学者中间发展为一场引人注目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之争。论争的一方以平野义太郎为代表，注重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的对外封闭性、村落成员间的紧密结合与集团性的一面，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戒能通孝则强调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相对开放、内部成员结合松散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双方由此形成了完全截然对立的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这一论争经过二战之后的一度偃旗息鼓之后，又不断地以类似的形式被美、日等国学者提出来。例如，70年代初在关于东南亚农村共同体社会性质与农民学理论方面曾出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与萨缪尔•波普金(Samuel L. Popkin)之间的“道义的小农”与“合理的小农”的理论对立，这里便展现出同当年的村落共同体理论论争如出一辙的图式；80年代初日本的中国学者中有人重拾“共同体”说而引起质疑，随后中国村落中“共同关系”的侧面再次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也明显地源自于当年平野—戒能间的论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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