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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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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村政治文化转型研究
1998年，对于当代的广东的农民来说，第一次领到了选票，他们要运用手中的选票来直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直接决定有关自己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事，虽然说这只是选出比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得多的村官，但意义非同寻常。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农民并不太关心，他们至多只是关心与他们相关的政策，谁做国家领导人，似乎离他们太远；即便是有关他们的政策，他们也没有想到参与，因为政策的制定也同样地离他们太远，只是在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下乡调研，并征询他们的意见时，他们才会毫不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不惜犯颜直说。这种热情源自深切的直接利益关心，如同刚刚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头几年，农民担心政策变卦，他们会不失时机地表达他们对这个政策的拥护，也抓住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把政策的限度用到最大的程度，所谓“把政策用足、用活”，这句话就是广东发明出来的，它反映了人们对政策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担心。所以，说“农民只关心眼前的利益”也许是不恰当的，但说“农民只关心现实的利益”确实没有错。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村官虽然级别不高，但村官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息息关联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一次政府决定把选举村官的权利交给农民，由他们自己直接做决定，并实行完全体现村民意志的村民自治，体现最充分的民主，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与全国的农民一样，广东的农民曾经享受过分田分地的快乐，也放纵地实现过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但是，即便是在“文革”那种毫无秩序的岁月，他们也只是享受到嘴巴上的民主，没有享有过直接决策的权利，那时也还是由一些人替他们作出决定。农村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意味着农民政治身份的变化，他们由传统的农民转变成为现代的公民。虽然他们对这样的转变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缺乏做合格公民的起码的知识，甚至他们也将信将疑，把这种政治制度的推行与过去出台并随时可能变化的政策相提并论，但是他们身不由己地要实现这种转变，注定要以主人的身份来裁量事关于己的内外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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