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
| |
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那就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如果工业化只能靠占有国内的农业剩余来完成原始积累，其制度成本就非常高，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被作为高成本的制度来看待。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拉大。
中国是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以战争形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平均地权。20世纪的下半叶，任何一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宣布过给农民平均分地：1949年毛泽东宣布给农民土改，分了一次地；1978年邓小平推进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次地；到1996年江泽民宣布二轮承包，30年不变，又给农民分了一次地。
|
|
|
|
|
|
|
|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