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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层政府对农村福利性公共产品的不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变迁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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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化的政治功能说起
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观中，政治的功能是目标达成，而文化则提供了目标，像灵魂之于躯体一样重要。在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中，支配性系统是信用系统；在一般行动系统中，支配性系统则是文化系统。帕森斯的文化系统更像是涂尔干的“集体良知”，在现代社会中起着类似古代社会中宗教的整合作用。帕森斯晚年曾自我总结道：“强调控制论角度上最高要素在安排行动系统时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是个社会决定论者，不如说我是个文化决定论者。与此类似，我认为，在社会系统中，对社会变迁来说，规范性要素比各构成单位的‘物质利益’更为重要（Parsons，1966：133）。” [①]
如果遵照帕森斯对文化规范的重视，很难叫人不把文化，尤其是其中的规范因素，看成决定其他一切的核心。文化是重要的。从帕森斯出发，我们思考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就要思考这些年农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许新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一直是“城乡二元”的，但是政治上并非如此，它在大一统政治传统的中国向来是基本一元的，也因此才能够在幅员如此广大的国家维持一个中央政权；所以，我们要考察“农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好还得思考80年代整个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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