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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农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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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对农村贫困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媒体上大都称为人口流动）现象做一些小规模的实地个案调查和访谈。一开始我关注或试图要了解的，是究竟农民外出在多大程度上减缓了人多地少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 难题，或者，它是不是也可能带来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甚至它也可能带来农村的医疗-教育、家庭-邻里关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等等的衰落？今天 中国已经有很多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了，但是这样来提问题的似乎还是少数。但愿，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阶段。这个后来被证明是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一开始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农民们自己搞起来的，后来被称做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说是安徽、四川等地的中小型农村社区的干部群众背着上级偷偷搞的。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也从每年的丰收中得到了实惠，用农民自己的说法，是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来农民没有如此兴高采烈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联产承包制带来的种田积极性几年下来开始逐渐降温，同时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退。[1] 另一方面，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已经开始逐步实行身份证制度，户口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是对农民来说，出门在外还是很不容易，到城里的餐馆吃个饭也要地方粮票，外来农民就没有门。他们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地就近搞起了乡镇企业。 70年代末，一开始是江南等地的农民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自找门路、自筹资金，搞起了 规模很小的生产/加工作坊，后来越搞越大，形成了具有规模的乡镇企业，它后来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单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角度看，80年代的主要年份中，它们就几乎以近千万人/年的速度飞快发展。[2] 乡镇企业，曾经被认为是能够体现中国特色道路的一个实践范例。但是，乡镇企业也有很高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遗憾的是，这些代价在许多年以后也没有被我们意识到。 1992年，邓小平做了大概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巡视中国南方。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许可以这么说，邓的南巡讲话是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分水岭。 邓小平的南巡和讲话，从南到北，一风吹来，举国上下，闻风而动。从东南沿海到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到处都开始搞开发、上项目、起建筑。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 ，农民还是第一次有了如此大规模进城寻求干粗活的机会。也正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实行了多年的粮票制度在无声无息中取消了。身份证的实行和粮票的取消，具有制度变革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愿意，年轻农民们只要有点现金，再凭着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跑到城镇里来干它一阵了。这个静悄悄的革命，也是很久以来都几乎没有被我们这些被叫做学者的人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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