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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体制（1979－2000）变迁的效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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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将新中国财政体制变迁路径大致描述为：中央集权型“统收统支”体制到行政性分权型“财政包干”体制再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分权型“分税制”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这种体制的切换，其实质是在不同经济主体间重塑利益的分配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此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从而使整个经济效用和社会福利获得帕累托改进。分税制的效率源于其财政和事权在中央和地方的明确分割，公共财政体制的效率则在于财权和事权在财政和市场间的明确分割，将此两种分割用制度规范和固定下来，其产生的收益预期和效率潜能就释放出来了。虽然当前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宏观框架已基本确定，但在完善此体制、充分提高体制的效率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狭义地讲，财政体制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划分职责、权限和相应的收支范围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财权与财力的划分及其矛盾处理，即集权与分权关系。区别不同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财政集权与分权的程度和模式的不同，其实质是如何确定财政收支规模在中央和地方（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界限划分。以此为视角，可将新中国财政体制变迁路径大致描述为：中央集权型“统收统支”体制到行政性分权型“财政包干”体制再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分权型“分税制”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这种体制的切换，其实质是在不同经济主体间重塑利益的分配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此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从而使整个经济效用和社会福利获得帕累托改进。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在对经济史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断言，“不同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绩效从根本上说受制度演变方式的影响”，并形象地将制度称作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可见，体制变迁的轨迹在某种程度上能折射出体制运转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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