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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艺中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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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创作自“８５新潮”之后，从“新英雄主义”思潮传承的改革文学、反思文学退潮，反英雄的“新写实”思潮涌起，文学愈加边缘化。而影视文艺及时充当了“讲述神话（英雄传奇）”的主角，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当代社会新型意识形态与民族精神价值的建构，显示出生产“主流化”与“共鸣”的超凡能力。一面是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世俗化，另一面是影视艺术主导精神的脱俗化，这一“二项对立”的结构模式，彰显了现实与艺术之间的龃龉与对峙，构成了世俗与理想、鄙陋与崇高、平庸与超越、沉沦与救赎、反英雄与英雄主义之间强劲的文化张力，让世纪之交的国人在迷惘失途之时翘首期冀未来。
难以“告别”的“革命英雄”
或许正是历史这一巨大的开放性文本将历史回瞻的目光再次接续，在８０年代“告别革命”的话语过后，革命英雄的幽灵在激情沉寂的大地上“春风吹又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成为９０年代以来“红色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时的影像序列中，有关革命历史表述与革命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影片，当推被誉为“主流电影”的《红色恋人》《国歌》《黄河绝恋》《我的１９１９》《英雄无语》等。同时，电视剧也“杨柳翻新枝”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制作了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兵张嘎》等。在权威意识形态强调整合力量，形塑国家／民族主体身份的时候，这一革命历史叙述成为关于历史或现实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９０年代以来有关革命历史的重述必定运用了新的表象与修辞，隐蔽着历史重新编码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陈述。从“十七年”的“三红”（《红岩》《红日》《红旗谱》），到９０年代的“恋曲”（《红色恋人》《黄河绝恋》），在叙事策略上必然与时俱进。儿女情与英雄气的结合使英雄与情色并行不悖，将英雄豪杰定义为刚柔兼济的人格典型；叙事视角由“全知叙事视角”向“多元叙事视角”转换，叙事修辞由国家／集体叙事向个人／情感叙事转换，“革命伦理”与“个人伦理”在“叙事伦理”的调停下得到了平衡。革命英雄终于走下了的神坛，亲近了平民百姓，形成观众接受心理上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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