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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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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芒的长篇论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选取道德形而上这一视角，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框架内，通过梳理和反思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消长，发现“缺乏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姿态，却沉沦在道德实用主义、道德形而下的层面上”正是启蒙文学的最大缺陷[1]，同时也正是它成为了启蒙文学与反启蒙文学交替反动的内部审美形式学因素与隐在逻辑。由此，先后引起了陈晓明、张宝明的质疑，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这一老话题因涉及启蒙/反启蒙之辨、启蒙文学/反启蒙文学之变而有了新的阐释意义。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采用道德形而上视角来反思乃至重新规划百年中国文学是否可能，有关此视角的合法性张光芒在《再论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一文中已对张宝明、陈晓明二人的质疑作了相当清楚有力的回应，无需笔者就此再来饶舌。真正重要的则是在围绕该问题论争时，参与者所持的主体立场态度以及在道德形而上这一视角内以这样一种立场态度来处理百年中国文学时给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下文学的自我救赎带来了什么。
一
毫无疑问，就启蒙文学研究而言，从道德形而上角度发现启蒙文学“缺乏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姿态”是一个更有深层学理性和历史感的学术观点。从世纪之初发端的启蒙文学到五四启蒙文学高潮，再从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开始至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启蒙的逐渐衰弱，然后从新时期文学启蒙再到到九十年代文学，应当说，张光芒得出的这一考察结论并非出自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想象，或是他对“历史之外的强加”[2]，相反这是基于对百年中国文学本身历史原貌的理性认知，或者勿宁说就是文学历史本身在特定视角下的呈现，质言之，张光芒道出的不过是长期来被遮蔽的一种文学事实，而非“在概念的领域完成的逻辑推论，被重述为历史的客观的运行轨迹”[3]。对该问题的争论应当与文学史事实无关，它涉及的是主体在对待这一事实上存在的启蒙文学缺陷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与立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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