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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的价值——前卫艺术的体制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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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第三届上海美术双年展将一批前卫艺术家及其作品纳入政府展览之后，中国美术馆于2003年重新开馆之际，亦以“开放的时代”为题，把装置、影像等观念艺术纳入其中，尽管陈列于侧厅，表现出明确的主从区别，但毕竟是国家美术馆接受前卫艺术的信号。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出发，视前卫艺术为实验品种、为边缘状态，无可厚非。因为艺术属于上层建筑，属于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管理的范围。这便是讨论当今中国艺术的前提之一，回避这一点来谈艺术的体制化，实在是荒唐。
其实前卫艺术进入国家美术馆，并不自本世纪始，1989年北京现代艺术大展就集中展示了85新潮以来的前卫艺术，甚至包括了展览组织者申言拒绝的行为艺术。张念“孵蛋“、吴山专“卖虾”、有人扬言“炸馆”，有人斗胆“开枪”。弄得本来已经很开放的刘开渠馆长胆战心惊，不再向津前卫艺术。当然，现代艺术大展不是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根据“谁主办，谁负责”的有关规定，中国美术馆至多只有租借场地的责任。
从那以后，前卫艺术在中国再度处于地下状态或半地下状态，艺术家在画室工作，很少有公开展示的机会。90年代最初几年，是一些批评家和杂志编辑，在艰难而顽强地报道中国前卫艺术家的生存状况和创作状况，并在意识形态控制缝隙中组织展览，推动中国前卫艺术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即是当时所做的工作之一。直到广州双年展，前卫艺术（主要是绘画）才借市场操作的名义从地下冒出来，成为公开的民间的展示活动。广州双年展在市场上并不成功，其意义在于从意识方面阻止了90年代初期中国美术界开放程度的倒退。从此以后，由公司投资举办的双年展、三年展及各种名目的前卫艺术展层出不穷。最重要的原因，乃是90年代的中国走的仍然是改革开放的道路，即便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没有象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倒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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