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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主体位置与高雅艺术的体制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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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发生的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和音乐总监的权力合法性危机，就像朝代制度和人事更替一样，其乖谲、其险恶，能使身处权力中心的名义上的领袖如临深渊，手里的权力成为一种反讽。
没有民意支持的艺术家主体，手中的权利变成了制服他自己的一种咒语。音乐总监汤沐海居然被法人代表的团长剥除一切权力，连安排演出曲目都要由团长批准，而该团长居然是一个吹中国笛子的交响乐外行。面对现状居然无处下手的汤沐海，只能在朋友间像孩子般地大哭诉怨，实在也很好理解。在合同、公论和民主投票形同儿戏一样的环境里，一个掌权者是最值得同情的。没有原则和惯例保护的领导人，最终都会像历朝末代皇帝那样被权力本身逼到亡命天涯，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面对权力中心的空寂与凶险，一个真正艺术家只好像孩子一样捧着脸躲逃。哪怕这次又是中央领导过问，汤又恢复权力，这种噩梦将一辈子跟着他了。
作为艺术家的指挥不同于政治和军事领袖，但其处于权力体制内的主体位置是一样的。艺术家只有以一种明确的主体位置去过一种丰满的个人生活，才有艺术可谈。在艺术领域里，交响乐团的指挥最类似于内阁的总理或议会的多数派领袖，其主体位置虽然由选举和变动的席位数这样的相对因素确立，但只要一执棒，在作品和文本操作内，他的个人权威就代表着团体的意志，怀疑这种权威就是在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交响乐团也是艺术领域里最接近议会体制的一种组织，是一种最能自觉地作出自我牵制、进行自我立法、把权力的不稳定性圈入民主程序——对作品的集体阐释须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民主行动，并接受团员、观众和舆论的监督——的团体。在这种意义上说，汤沐海此次的权力危机的确还象征着音乐界之外的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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