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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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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燔经绎史者不能不注重出土文物──“历史一”，这恐怕也是其他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共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要求以考古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来印证书籍文献；到饶宗颐等人则又有加，提出“三重证据法”，将出土文物分为“有字”和“无字”两种，认为不能忽视后者的史料价值。我们知道，研究方法的改进、理论视角的变换等，都可能对以往的一些“成论”带来冲击；而出土实物与文献资料的互证则可能从根基上修正或改写以往的学术史，不可不慎。也恰恰如此，有价值文物的发现或出土，便促进科学研究的进步乃至“革命”。如，若没有王懿荣1899年（距今整整一百年！）发现甲骨文，导致殷墟考古发掘产生近代考古学，带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划时代发展，大概就难有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70年代以来，银雀山汉简（1972）、马王堆汉帛书（1973）、睡虎地秦简（1975）、曾侯乙墓战国初期简（1978）、以及近年尹湾汉墓简牍（1993）、荆门郭店战国中晚期楚简（1993）等等的发现，对典章、律法、官制、学术等研究颇具价值，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面世以来，由于楚简中的儒道典籍学术价值颇高，许多学者投入了研究。庞朴先生发表《古墓新知》（《读书》1998年第9期）等文章，说郭店楚简“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 还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这些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还说这可能提供儒道两家关系的“一个摇撼我们传统知识的大信息”，确有振聋发聩之益。他还列举了儒家反对“有为”的材料，又说“不过在竹简儒书中还未发现提倡无为的话。这些有同有异之处，大概便是当时儒道的界限所在。”儒道关系历来是学术思想史的复杂问题，而且在许多论题上两家的界限也不大容易厘清，例如“天”“人”、“性”“理”、“道”“德”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无为”都是道家学说的典型话语，以此作为道家与其他学派的界限应是很有道理的。庞先生即以此作为儒道两家的分界，并进一步把关键点定在反对“有为”与提倡“无为”的差距上。他列举了简书中“父孝子爱，非有为也。”（《语丛三》）“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为也，弗得之矣。人心不能以为也，可知也。”（《性自命出》）等材料，说明儒家一般反对有为。另外，简书中有关儒道联系，我还看到如《语丛一》的1号简和104号简都有“凡物由望（裘锡圭先生按：疑当读为亡、无）生”等，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老子的“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不过，此次整理出的简书中的确没有儒书使用“无为”的话语（不知被盗楚简中是否有），但文献材料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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