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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倫理與社會正義：「後新儒學」視點下的省思與前瞻》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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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四年二月，我當時正在威斯康新大學麥迪遜校區(Wisconsin University at Madison)訪問，寫下了〈後新儒學論綱〉，自此之後，我便獨立地大輻邁開思想的步伐。十多年來，無時不刻縈繞於心的就是儒家傳統倫理以及心性修養落實於現代社會該如何轉化的問題。
這部講稿《儒家倫理與社會正義：「後新儒學」視點下的省思與前瞻》，可以視之為這些年來我探索的軌跡之一。全書著意的問題焦點是「心性修養」與「社會正義」的區別與關聯，當然，還涉及於「現代化」的調適與「現代性」的批判諸多論題。這可以說是我在《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哲學之省察》(一九九六年)一書之後的反省，也可以說是在《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一九九九年)以及《道的錯置：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二ＯＯ三年)二書之後，進一步的開展。這些相關的思考，存在我心中反覆斟酌，超過十五年以上。大體說來，這仍可以歸到我目前從事有關「後新儒學」思想活動這個向度來理解。
第一章〈東西文化的差異與融通：從「筷子」與「叉子」為例示的展開〉，此文原為二ＯＯ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應中南大學之邀，所做之大型通識講演的錄音紀錄。首先，我們強調任何「抽象性的概念」皆來自「具體的經驗性覺知」，哲學思維型態是不離生活世界的。西方重視客觀法律，而華人強調生命生息的融通，西方思維習慣多為「對應式的思考」(correspondent thinking)，而華人思維則以「生命自覺的調節性原理」為主。在文化多元的互動下，我們對文化差異，有了更為恰當的理解，這必須通過一宏觀的類型學對比。這對比，可以上昇到抽象而普遍的層次，卻也可以落到具體而真實的生活層面。以「筷子」與「叉子」為對比的例示，叉子是主體侵入客體，控制客體；筷子則是主體連接客體，達到均衡才能舉起客體。華人文化重視「總體的根源」，西方文化則強調「絕對的他者」(absolute other)。華人重視「和諧的總體」是根源於「存有的連續觀」的傳統，這與西方文化之為「存有的斷裂觀」是不同的。最後，筆者強調方法論應避免本質主義的論定，我們應正視華人傳統文化的優越點與限制，進一步釋放出傳統經典的意義，參與人類文明的對話；打破約定成俗的迷思，邁向人類文化的多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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