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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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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余年来，每有考古新发现，总必然会引发出学术界突破性的进展，从而推进了人们认识本国历史和本民族思想文化真象的进程。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及甲骨片的发现，曾激起几代学者考研中国古史的热情，以至于今则已取得了难以计数的成果；那末，近年郭店楚墓战国竹简的公布，则引出海内外学术界“重写先秦思想史”的呼声，数年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亦已为不少。本文在前贤时修研究基础上，着重论析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的关系，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一、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
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史文阙轶”的情况？孟子曾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2）就是说，一些对诸侯不利的典籍被人为地、有意地毁掉了。这可能是历史上曾存过的真实情况，只要看看后来秦廷的“焚书”就不难想见了。但除此之外，造成“史文阙秩”可能还有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史文阙轶”毕竟为治史者带来了重大问题。譬如，顾氏指出的时代，正是好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时代。正因为“皆去其籍”、“史文阙轶”，以至于《韩非子·显学》所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等先秦思想史的具体情形，长期以来不甚了了，学者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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