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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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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各种思想观念互相激荡，共同促成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其间，影响深远而又引起时人与后人高度关注的无疑是道学与反道学之争（1）。
一、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道学与反道学之争，在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局面上均有极生动的体现。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人同朱熹理学思想的斗争。
薛季宣（1134一1173年）有鉴于“自附于道学者”空谈性命而“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事”，故其教人专重“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行，足以开物成务”（2），并由此而成其“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3）的学问。他针对道学家“言道而不及物”的认识方法，明述其“道不离器”的观点，说：“曰道曰器，”（4）又以此为基础，强调为学要切于实务，“学以致用”，教导学者“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5）。这种与道学相异趣的思想，到其高足陈傅良（1137一1203年）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志在经世的陈傅良，不仅继续推展其师之学，而且更深研“治体”，提出了一系列包含着要求改革当世弊政的独到见解，叶适曾称其“既深究治体，故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君臣庶民并询选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为荷负之，华茶润色之而已也。”（6）。薛季宣、陈傅良的注重实行实事实功实利的学术思想，素“为考亭（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7）。朱熹及其门人同他们学术理论上的差异、分歧及由此而展开的一些思想论争，无疑为南宋儒学史上的一项颇有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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