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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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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很享有美誉的。元末赵汸《观舆图有感》五首之五自注云：“世谓汉、唐、宋为后三代。”（1）《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语本之而谓：“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北宋所以能赢得后世史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其间主要原因之一，如朱熹所云：“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2）亦如陈亮所云：“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3）
确实，北宋自立国以来，便以所谓“祖宗立法”的特殊权威确立了“偃武修文”、重视发挥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国方略：“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4）“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得至辅弼者多矣。”（5）在这样一种儒者文士社会政治地位普遍提升的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遂成为其时士人的群体意识。无论是王安石力行“新政”，还是吕氏订“乡约”、范氏设“义庄”，如此等等都既是这种群体意识的展露，又充分表明士人对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6）传统的秉承与实践。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成为儒士坚持的原则，甚至逐渐形成为君、臣上下的共识：“列圣传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于朝廷之上，耻言人遇，谓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则祖宗之家法也。”（7）这就便得与唐代相比，宋代士人“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8）。在与君王“同治”或“共治”天下的原则下，北宋的儒者文士多热衷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以期实现其社会理想。然而，由于政治见解歧异、学术思想有别，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实践中，儒士群体发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而党争之剧烈，也就极自然地成为北宋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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