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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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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究《礼记·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的文本,笔者以为,二者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文献上的,倒不如说是思想上的更为确切。从郭店简《缁衣》到《礼记·缁衣》的变化,体现了先秦儒学在学脉上的走向,更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儒学与初汉时期儒学的重大差距。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问题。 一 李零先生基于古往今来的研究成果,分析指出:“《缁衣》中的‘子曰’肯定是记孔子之言。”[①]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我们知道,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孔子47岁,季氏专权,阳虎作乱,故孔子不仕,退修《诗》、《书》、《礼》、《乐》以教授弟子。[②] 但是,《诗》《书》《礼》《乐》虽然都有可能体现孔子的思想倾向,却并非孔子思想的直接展现。而且,柳宗元著有《论语辨》一文指出:“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无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而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③] 柳宗元的观点得到了程子、朱子以及很多学者的普遍认同;当代学者杨伯峻也认同此说,并且进一步在其《论语译注·导言》中论证并加强了柳宗元的观点。可见《论语》一书的思想未必就百分之百都属于孔子。这样一来,真正可资查证的原汁原味的孔子的著作就相当少了。如果李零先生的上述判断不错,[④]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缁衣》视为以孔子为核心的先秦原始儒家的代表作,其中的一些有别于后世的思想精髓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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