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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的人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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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文本本身的行文来看，《乐记》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是可以肯定的，编辑的痕迹十分明显，且重复、松散之处随处可见。[①] 但是，这并不能丝毫否定公孙尼子上承孔子，[②] 集先秦儒家乐教之大成的原创地位。先秦时期的文献流传，由于受到了书写方式的限制，由于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授徒方式，还由于秦火的劫难，在在都使得先秦时期的很多文献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一字不差的保存下来。所以，通行本《乐记》不论汇编于战国，还是汇编于汉初，其内核都高度集中地体现了先秦儒家关于“乐”的思想。其基本思想当直接传承于孔子，原著当形成于孔子与其及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之间，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③] 孔子之乐教，与《诗》、《礼》相提并论，是孔子人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结合先秦时期相关文献中其他的记载，对《乐记》中的人学思想进行必要的发掘，就十分必要了。
根据现在流行的先秦时期各种文献来看，中国先秦时期的“乐”（诗、乐、舞三位一体）是非常发达的，孔子就是一位超一流的音乐实践及音乐理论大师。由于书写方式的限制，乐谱的记载难以保存，人存则乐存，人亡则乐亡的存有状态，致使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具体的演奏、表演资料极端贫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乐记》及其相关文献所提供的内容就非常珍贵了。郑玄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乐之义”就是专门研究“乐”的理论，它是对“乐”之实践活动的提升与超拔。孔颖达《礼记正义》引《艺文志》云：“黄帝以下至三代，各有当代之乐名。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周衰礼坏，其乐尤微，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矣。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为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已，不能言其义理。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博古，与诸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云乐事者，以作《乐记》事也。其内史丞王度传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时，以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乐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又云：“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三十四卷，记无所录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入《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总目存焉。”孔颖达的行文似乎是在说，中国上古时期，诗、乐、舞极端发达，周衰礼坏之后，遗法皆乱，此篇《乐记》乃是“采《周官》及诸子云乐事”而成的重要著作，其理论的主体是先秦之物，记载的也是先秦的思想。虽然并非全貌，但是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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