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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知言观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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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有一则记载：“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①姑不论王弼的“贵无”论思想及其以老庄不及孔子的看法是否恰当，他指出了庄子哲学的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其一，言与不言的问题。庄子一方面讲“大道不称”、“言辩而不及”，认为作为万物终极存在或
本根的道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是言辩所不及的；另一方面又“申之无已”，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而言之不已。其二，知与不知的问题。庄子一方面坚决否定人的感觉和理智认识道的可能性，表现出强烈的反知主义精神；一方面又认为有所谓的至人或真人能达道、知道，具有真知。这两个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的言与不言问题是以道的知与不知为基础的，只有解决了知与道的问题才能解决言与道的问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理解庄子哲学的关窍，达到了先秦诸子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并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和探究。但历来注庄者在此问题上却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使问题更为纷纭眩惑。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脱离了文本的整体性或混淆不同篇章的内容或出于臆测私见造成的，如将《齐物论》中本来是知与道的认识论问题解释为宇宙论问题就是个颇为普遍的例子。因此，立足于《庄子》内篇文本的疏解、详细辨析其哲理的内在联系将有助于对庄子知与道和言与道问题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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