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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学”研究评述（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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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评述汉代以降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总体上，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学者们对先秦儒学的研究无不从经学的角度切入和展开，思想家们无不通过注解或者阐述六经的方式著书立说，而其代表作，则亦无不为“经传”或者“经注”。于是乎，一部经典往往会被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们所一再注解甚至于注上加注，谓之“义疏”。与此同时，注疏的版本太多，自然也便又有了所谓的“集注”以及“集解”之类的书[1]。而且，今天看来，从总体上说，“汉代以来的经学与先秦的原典儒学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东西”[2]——而且，即使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因不能为人获知而业已消亡，则自然也绝不会因此而全部丧失其本身的核心理念以及丧失其应有的真实与伟大。当然，对此，我们更无法损益或增减其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内在的意义及其不可亵渎的魅力、伟岸与庄严。
今天看来，先秦儒学经典的确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它不仅是在当时的思想世界曾一度被冠之以“世之显学”[3]之盛名，而且也在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历史长河中亦堪称为“理论基石”之美誉；与此同时，它甚至还可以说是一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源头活水”，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乃至当代的许多重要思想，无不可以从中找寻到其最初的原型和生长点，由此而构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特有思维方式，并由此而最终形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伟大民族精神。对此，历史似乎已早有定论，那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此之谓也。此外，这亦如今本《大学》引“汤之盘铭”之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是新”。然而，又“新”在何处呢？对此，紧接着，《大学》之中，更明确地指出：“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到底叫什么话？以今观之，所谓“无所不用其极”，难道不是充满着令人作呕的贬义吗？其当为士人君子们所不齿才是，又如何可以认作是君子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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