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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儒家“公众知识分子”观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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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公众知识分子”的命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儒家的“士”、“五四知识分子”二个断裂的阶段，而第三个阶段将是“公众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跟传统儒家的“士”在“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上有同构之处，但它却是真正超越了“启蒙心态”和“民族主义”的具有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杜维明的这种观点与其倡导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和“文化中国”的论说密切相关，表明了当代新儒家的一种夙求。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此种论说尽管存在着不切实际之处，对“公众知识分子”功能的理解也相对地狭义化，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是有价值的，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构建与走向，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关键词] 士 五四知识分子 公众知识分子 文化中国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由传统的儒生、士大夫阶层蝉脱而来，在传统性、近代性和现代性之间，叠床架屋，新旧杂糅，既有跟现代“公众知识分子”兼容的一面，又有相抵触的一面。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博士的观点，所谓公众知识分子就是指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的专业人士。郭齐勇先生据此认为：杜维明本人就是一位“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公众知识分子”①。杜维明出于对“文化中国”整体架构的运思，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即对“公众知识分子”论题给予了切实的关注，谈锋所致，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责任和历史使命等十分现实和紧迫的问题。本文拟就杜维明的这一论域的主要观点做些爬理，廓清其思路，探索其蕴义，以期读者能对当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和知识分子观给以必要的了解或洞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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