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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学的实用理性主义与近代实证主义的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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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9—1920)曾经指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科学“仍停留在纯经验的水平上”，“正统儒教除了对纯粹的古物研究或者纯粹的实用项目感到兴趣以外，其他概无兴趣”，[1]“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2]因此，儒学是一种“实践理性主义”(practical reasonlism：实用理性主义)。[3]韦伯对中国文化有许多误解和无知，但他把儒学界定为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做法的确触到了儒学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摸到了儒学的一支脉络。韦伯对儒学的这一界定，在国内学术界曾被广泛采用。
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主义邂逅到了西方的实证主义，于是，这两种原为不同层次、不同势位的中西学说在中国近代思想家那里得到了会通和融合。实用理性主义是欧洲实证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流行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科学实证理论是朴素实用理性精神的意旨所归。本文不拟对这两种学说的体系架构和思想内容多用笔墨，而仅就中国的实用理性主义通往近代实证主义的线索略做梳理，以便从中寻觅近现代中西思想结合的心路历程及其在文化转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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