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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學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北宋「荆公新學」官學化進程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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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安石為核心的北宋「荊公新學」學派，自熙甯變法至宋末六十餘年間，在政治權力的庇佑下，獨享學界統治地位。由王安石領銜編撰的《三經新義》取代唐孔穎達《五經正義》，成為國家頒佈的、士子應考必讀的教科書。與當時的關學、洛學、蜀學等學派相較而言，「新學」的特殊性在於，其核心人物王安石身居相位，因而得以建立一套變私學為官學，以國家意識形態統一士大夫思想（即所謂「一道德」）的權力機制，使學術「制度化」，與現實政治運作緊密結合。這是當時其他學派所無法辦到的。
王安石建立這一套權力機制，從主觀上說，當然是為了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但客觀地看，新學建立起來的機制，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其本身的理論貢獻。有學者認為“這都在事實上替所謂理學成為統治理論的新形態開闢著道路”[註一]。也就是說，後來理學能夠佔據統治地位，其學術本身當然不同於新學，但統治士大夫思想的那種機制，卻是繼承了新學的。
衆所週知，王安石學術在他還沒有成為宰相時，在學界已經有了不小的影響，在他居喪江寧講學期間，身邊就聚集了一批青年學子，但此時，新學還僅僅是一家私學。它與政治權力相結合，逐步演變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時期，是從熙甯元年王安石應神宗詔越次入對開始的。至熙寧九年王氏第二次罷相，新學的官學地位並沒有因為他政治地位的改變而改變，因為經過九年時間，新學已經完成了它的官學化進程，最終融入國家制度之中。因此，這短短九年時間，堪稱新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假如沒有這一官學化時期，新學就只能是一種民間性學術，就像當時的洛學、蜀學等其他學術一樣，無法在北宋中後期掀動驚濤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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