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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的墨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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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背景
在近代百年墨学研究历程中，孙诒让是个划时代的人物，他以《墨子间诂》这部墨学巨著奠定了他在近代墨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孙诒让治墨学大约始于1873年。他治《墨子》已经不同于乾嘉一些学者用子书比勘经书了。他在《墨子间诂·自序》中说：“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始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他还说：“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墨儒异方，畦步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在他看来，墨学一些主张是战国那个时代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墨学的评价已经不同于清代的许多学者。
考察孙氏治墨学原因，有三个方面不可忽视。其一是自明末起，已有学者涉猎墨学。李贽、傅山等都对墨学有所研究，特别是乾嘉时期，汪中、毕沅、张惠言、翁方纲、王念孙等对《墨子》均有不同程度的校注，墨学虽仍然受到排斥，但日渐显露复兴的迹象。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中源”说一度非常盛行，《墨子》日渐受到重视，这一切为孙氏治墨学逐渐铲除了学术思想上“儒学独尊”的禁锢，同时也提供了文本上的方便。其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积贫积弱暴露无遗，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孙诒让，身怀“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不可能不思考国家民族的危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有以著述表达忧国忧民之志的传统，孙诒让自然也不例外。墨家“勇于振世救弊”的精神恰好适合救亡图存的需要，孙诒让显然也关注墨家的“救世”精神。他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中说：“让少溺于章句之学，于世事无所解。曩读墨子书，深爱其掸精道术，操行艰苦，以佛氏等慈之旨，综西士通艺之学，九流汇海，斯为巨派。徒以非儒之论，蒙世大垢，心窃悕之。”[1]他在《墨子间诂·自序》中也作了特别说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对《墨子间诂》中《备城门》等反映《墨子》军事思想的篇章校释尤其详尽，“整纷剔蠹，脉摘无遗”[2]，发掘《墨子》军事思想以适应时代救亡的需要。俞樾在《墨子间诂·序》感叹：“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直接阐述了孙诒让治墨学的时代性。其三，孙诒让曾写信给章炳麟，说：“近唯以研习古文大篆自遣，颇愤外人著文明史者，谓中国象形文字已灭绝。顷从金文、龟甲文获十余名，皆确实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为《名原》七篇。”[3]由此可以看出，孙氏对祖国文化遗产怀着深深的眷顾和忧虑，他校勘整理《墨子》也包含着发掘祖国文化遗产的愿望。孙诒让虽然受的是传统教育，但也读过一些西方科学书籍，因而他对《墨经》中的科学思想也发掘不少，以此彰显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当然我并不是要藉此而否认孙氏治墨学也有纯粹的学术动机，更不是要否认《墨子间诂》的学术成就。学术上“求是”与“致用”并非绝对矛盾的。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孙氏耗费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研治墨学，显然有其时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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