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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到陈焕章——从孔教会看儒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之第二部分：后合法性时代的儒家制度化重建——民国后的康有为与孔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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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则好像是一纸判决书，判定儒家已经不是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依据，从而标志着制度化儒家彻底解体。从制度和法律的建设而言，议会体制和以《临时约法》为代表的新的制度体系，并不是儒家理念的一种新的发展，而是建立在一种与儒家价值观有相当的距离的西方现代文明之上的。这标志着儒家作为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依据的时代的结束，而儒家开始了“游魂”时代。
有人称之为“传统的断裂”，不过依我来看，所谓“传统的断裂”只是意味着传统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在发挥作用。虽然新制度取代了旧制度，但许多旧的习俗、制度依然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种充满着妥协性的胜利，一方面，虽然辛亥革命所摧毁的是整个传统的政治体系，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依然将之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政治家依然希望从儒家中寻找在现代性挤压下的民族认同的根源。另一方面，新的政治体制必须承受晚清政治腐败的恶果，以军阀为主体的地方权威阶层在革命之后依然占据着大多数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虽然儒家已经不再是新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依据，但是军阀们显然还是更愿意从儒家那里寻找其存在的理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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