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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命”而“道”——老子、孔子前后中国古代哲学命意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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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源头或可上溯到临世于殷周之际的《周易》，那被用于吉凶贞问的筮卦所默示的乃是人对“命”的究竟的眷注。肇自老子、孔子，哲学的旨趣转而辐辏于“道”——它意味着以价值自觉为枢机的人生境界在中国人这里的开悟。由“命”而“道”的演递，略相当于苏格拉底前后古希腊哲学的变迁(见拙论《从“命运”到“境界”》，载《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敞开这段哲学的史迹，这脱不开中西比勘的考辨也正关联着如此的却之不去的人文话题：人成其为人，其心灵祈向何以总会有形而上的一度？
一、“一”与“多”
哲学的慧眼在于从“多”中窥出“一”来，它搜求着的始终是一以贯之于森然万象的生机之几微。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第一个说出“从一切产生一，从一产生一切”这一命题的哲人，但在他之前，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早就以自己的方式为万物寻找那“始基”的“一”了。无论“水是万物的始基”、“无限（者）是万物的始基”、“气是万物的始基”抑或“火是万物的始基”显得怎样互不相入，“始基”对于万物那种“一”与“多”的关系却终于为始基的不同悬设者所允诺。赫拉克利特之后，从毕达哥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依然热衷于“始基”的究问，“一”与“多”的措思线索也因此得以再度延伸。当苏格拉底开始以人的“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作为哲学的职分时，“始基”的魅力终于消歇了，但由“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的拟制所引出的柏拉图的“理念”，却把又一种赋予“多”以生机的“一”带给了哲学。从此，西方哲学几乎一直笼罩在这愈益自觉的“一”与“多”的张力下，以至于怀特海和海德格尔竟会分别以格外敬重和不无揶揄的口吻作出全然一致的断论：整个西方哲学史原只是一再演绎着的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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