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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名家琦辞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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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称作“名家者流”的惠施、公孙龙虽比起先秦其他诸家来更多地“以善辩为名”，但看似巧智的言辩毕竟淹贯了切实而确凿的价值取向。非价值中立的名辩态度使那些被讥为“琦辞”、“怪说”的论题未可以戏论漫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聪慧的辩者终于未能把名言之辩引上形式化的向度以建构相应的语言或逻辑之学。名家是取论理之途作价值论证的，论理与价值的可能暌隔使他们无缘上达价值形而上学之境，也使他们的理致因着少了这一分形上眷注而显得内蕴不足。
关键词：名家；同异之辩；名实之辩
以“穷众口之辩”著称于世的先秦名家，虽不无“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的抱负，却自始不曾被立以为教。历来学者对名家多有讥讽之词，尽管这被评骘的对象在被一再边缘化的同时也被作为先秦诸子中个性鲜明的一家而一再提起。荀子曾以儒者的口吻苛责名家的理辩谓：“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则对执著于经世之念的名家衡之以虚灵的道家规尺：“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弱于德，强于物，其途隩矣。”（《庄子·天下》）史家对名家“正名实”的衷曲显然有着更多的同情理解，但“苛察缴绕”（司马谈）、钩釽析乱（刘歆）的评说所透出的亦是讥刺的锋芒。近世学人称论名家常以“诡辩”一言而蔽之，于此，侯外庐等以“相对主义唯心思想”与“绝对主义唯心思想”分判惠施与公孙龙可谓最具代表性。相形之下，不为时潮所摇夺，对名家别具一格的“琦辞”切近原委抉发其理致的冯友兰、牟宗三则殊为难得。然而，无论是有着较深的新实在论印痕的冯友兰，还是对道德形而上学情有独钟的牟宗三，都未能更经心于名家“琦辞”、“怪说”中淹贯的价值取向——恰恰是这价值祈求贞定并限制了名辩运思的大致格局及其可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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