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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当然是不该这样糟蹋的——也谈《孟子》中与舜的腐败案例相关的几个文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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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年连续发表文章，分析孔孟儒学存在的深度悖论，并将《孟子》中记述的舜“窃负而逃”和“封之有痺”两个案例判为腐败，“引起学界强烈反弹”。这种“强烈反弹”的例证之一就是：杨泽波先生近来又在“《孟子》，是不该这样糟蹋的”一文中，批评我对《孟子》文本的理解“存在很大问题”。[1]这里我想做一些简单的回应，以证明“存在很大问题”的，倒是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自己对《孟子》文本的理解。
一、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吗？
我近期在一些文章中指出：孔孟一方面提倡普遍性的仁爱，另一方面又把父慈子孝视为至高无上的惟一本根，结果陷入了凭借特殊性血缘亲情否定普遍性仁爱理想的深度悖论。为了根本否认孔孟儒学中存在我所说的这种深度悖论，杨先生明确指出：“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所谓‘普遍性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的崇高理想。”[1—P76-77]
就像皮介行先生在与我“谈”儒家凭借私德压抑公德的问题时否认公德与私德有任何分别一样，杨先生的这种批评也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如果孔孟真像他说的那样只是旨在“恢复周代的礼乐之制”、“并不是主张人与人之间普遍相爱”，那么，我揭示的孔孟儒学内在包含的“孝”与“仁”的深度悖论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了，而杨先生以及以他为主要代表之一的对我“强烈反弹”的“学界”，当然也就可以因为要说的话都已说完的缘故，大获全胜、收兵回营了。不过，我不知道杨先生是否意识到：如果孔孟儒学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从不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而仅仅满足于在“亲亲而尊尊”中从“孝父”扩展到“忠君”，它岂不是就沦为一种只是维护宗法血亲礼制的陈旧学说，甚至沦为一种对于君臣父子之外的其他普通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狭隘观念？杨先生这样否认孔孟儒学有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到底是在为孔孟儒学辩护、使其摆脱深度悖论呢，还是在糟蹋孔孟儒学、把它往火坑里推？我虽然揭示并且严厉批判孔孟儒学内在包含的深度悖论，但我始终认为（在这方面，我与五四以来对儒学的一些批判有所不同），孔孟提倡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并非有意的造作欺骗，而是出自他们的真诚信念，并构成了他们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一种观念，今天也应该大力弘扬。坦率地说，假如孔孟儒学只是旨在“恢复周代的礼乐之制”、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本不主张人与人普遍相爱，我会认为它早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在现代化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既不会费心对其展开批判，更不会劳神提出“后儒家”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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