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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与效验——从程明道论“识仁”看朱子对《大学》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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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仁”是明道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到了湖湘学者那里,“识仁”被明确阐发为学者入手的基本功夫。然而,从稍后朱子对湖湘学者的批评来看,“识仁”被看成是“地位高者事”,是工夫到一定地步自然而有的效验,这样,“识仁”作为工夫的那层内涵就被消除掉了。 那么,“识仁”之为工夫抑或效验,这个问题对朱子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如此花大力气批评湖湘学者的“识仁”工夫,强调“识仁”只可作效验看,而不可作为学者之入手工夫,其用意何在?朱子这样一种说法不仅对于我们把握其工夫论的性质,乃至对于重新审视整个道学的源流,都是一个需要加以认真考察的问题。[1] 长期以来,我们囿于理学与心学这样一种格局,过分看重朱陆之争在道学史上的重要性,结果把道学发展中一些更为重要、乃至根本性的问题给忽视掉了。本文所讨论的“识仁”概念无疑是朱子整个学术活动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识仁”本身能否成立为一种工夫,对于儒家的工夫论来说实在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下面,我们主要从朱子对明道“识仁”概念的把握入手,考察这种理解是怎样深深地影响到其对《大学》新本的阐释,并由此凸显出这样一种考察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整个道学源流的所具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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