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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程工夫论之差异及其传承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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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以来，对二程异同的讨论成为洛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大的课题。学术界或主其同，或主其异，各执一词而不能相让。其实二者并不矛盾，主同说源远流长，早在伊川（程颐，字正叔，1033－1107）在世时就称其道与明道（程颢，字伯淳，1032－1085）同，其后程门弟子亦多无分别地对待二先生，盖二程从总体精神上为道学指明了方向，并正式确立了天理的本体地位，此其同也；然二先生资质气象各异，自古以来亦是定论，由此二先生在回答“如何而能至于圣人”这一道学之基本问题时，[1]也就是说，在涉及工夫论时，二先生立说又各有异趣。而随着洛学的进一步传承与流变，程门后学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使得这一区别日益明显起来，道学门户之分立，亦随之而起。
一、二程工夫论之差异
明道之工夫论，由体认本体入手，即其《识仁篇》中所谓“学者须先识仁”之意：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二程遗书》[2] 卷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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