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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理化与知行之辨——中国哲学从先秦到宋明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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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在知行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先秦儒学是以行为中心的人文，相对而言，宋明儒学则强调了知的中心意义。知行之辨上的这种差异最终根源于本体论上的如下不同：先秦儒学是以道为中心语词的人文，而宋明儒学则是以理为中心语词的人文。从先秦到宋明，儒学的转换表现为基本语词的变迁，这就是道的理化现象。本文试图通过戴震、王船山的某些思考，彰显儒学演化的上述线索。
一、 道的理化及其含义
中国哲学演变至宋明时代，发生了基本语词的变化：先秦汉唐以道为中心的人文转换为以理为中心的人文。这就是道的理化的现象，它对于理解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戴震把这一现象表述为以道属之理，其实质是以理的概念取代道的概念，其结果是实失道之名义，也即真实的存在被僭代了。1道理一词，在宋明儒学的言述中，频繁出现，而且，往往与理在同一意义上使用。2然而，在宋明以前，道理一词虽然曾经出现过，但道与理的区分还是很严格的，始终是作为两个词来看待的，二者根本没有在同一层次、同一意义上使用，而且，作为存在概念的道在人文话语中的中心位置始终没有动摇过。3但是，到了宋代，情形就有了不同。当程颐在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时，作出了一个只有在宋明时代才可能出现的论断：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4这里的关键不是道与阴阳的关系，而是道增添了所以然之故的内涵。无论如何，这与道的本义不能逻辑地相涵或者相干。由道路或导引之道到所以然之道，这一非连续性的词义转换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一转换是借助于道的理化而得以实现的。程颐与弟子如下的对话多少流露了一些消息：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5朱熹也明确地说：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6可以说，从前宋明时代到宋明时代，儒学的范式转换主要表现为人文中心词从道到理的转换。7所以，当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时，8他也许没有觉察到，这其实是道出了宋明时代精神的一个最为隐蔽的特征，道出了宋明理学之所以为新儒学、而有别于先秦汉唐之儒学的最深处的秘密。这一秘密与宋明儒学何以被称之为理学是相联系的。虽然，在陆九渊以及王阳明以后产生了心学，但是，就实质而论，心学仍然是理学的一种形态。因为，无论是陆九渊的本心，还是王阳明的良知，作为精神主体，与之对应的不是（天）道，而是（天）理，它们经常说心即理、良知即天理，但是却很少说心或良知即道。即使当有些宋明儒者（如杨简）在说心即道时，他所说的道也是理化了的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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