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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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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对中国古代国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从汉代开始儒学走向了官学化、国教化的道路。有人认为从西汉前期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也有人认为其形成于西汉末年的谶纬思潮时期。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任继愈教授在80年代初则提出：“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拜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到了80年代后期，有学者正式提出“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而所谓儒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有学者提出“宗法性传统宗教”概念，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被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这种宗教“就是宗教性传统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过分地依赖于国家政权和各阶层的族权，自身在组织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也没有教徒与非教徒的界限”。进而，宗法性传统宗教又被指认为“正统国家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是我国夏、商、周三代创立、至明清绵延不绝的正统国家宗教。它有一套完整的宗教理论和礼仪体系。”李申教授发展了儒教宗教说，认为“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并把儒教的形成确定在汉武帝时期。任继愈教授也进一步明确地说：“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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