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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的国家结构与国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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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状况，在宗教学界、史学界迄今未见全面系统的阐述，上古时期的国教状况更是鲜有专门讨论。任何形态的国家都需要理论上的支持，这种理论在后人看来往往与国教信仰密不可分，而国教信仰通常又与特定的国教结构有关。关于商周时期的国教信仰状况，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略有涉及①，兹专就商周国家结构与国教结构试作探讨。
一、国家结构：亲族与国家
受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上古时代的国家想象并构拟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司马迁作《史记》，夏商周三个王国的兴衰便被描绘成大一统王朝的更迭。当然，后人的构拟事出有因，上古文献中早有此种倾向。《诗·玄鸟》中殷人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邦畿千里”；《诗·北山》中周人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其实，商周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国家是不同的。
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时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也有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②。所谓“部族”，是指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是中国国家的早期形式。商王国时代的部族很多，卜辞中大多称之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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