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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阳明学的宗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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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晚明阳明学的宗教化，不仅构成儒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可以为中西方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本文首先考察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王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以为阳明学宗教化的具体个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力求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揭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与不同取向。
主题词：王畿，良知信仰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是王阳明的高第弟子，不仅在中晚明阳明学的发展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对日本阳明学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1]其良知观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作为道德实践先天根据以及宇宙万物本体的良知，已经被视为终极实在，从而成为信仰的对象。而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不但在中晚明的阳明学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回响，更代表了阳明学宗教化的一个基本形态和主要取向。
一、
相对于宋代以来的朱子学，阳明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将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良知，以后者所代表的道德主体性取代前者的权威。虽然对朱子而言天理亦在人心，对阳明来说良知即是天理，但毕竟前者偏向于外在的客体性，后者倾向于内在的主体性。对于外在的天理，不论是出于如康德所谓的敬畏（Achtung），还是出于如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所谓“对义务的爱好”(Neigung zu der Pflicht)，[2]都不免更多地需要以服从为原则，而对于内在的良知，却首先需要以自信为基本的出发点。阳明曾经赠诗与其同时代的朱子学者夏尚朴（字敦夫，号东岩，1466-1538）云：“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夏尚朴答诗则曰“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谓鲜明地反映了服从天理与自信良知两者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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