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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阳明学的知、识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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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北宋张载（字子厚，称横渠先生，1020-1077）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以来，隐含在儒学传统中有关道德和知识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理学中的一个主要议题。朱子与象山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千古不可和之同异”，[1]显然来自于对见闻之知（或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不同理解，但双方并未就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加以进一步的分疏。作为对朱子学的反动，尤其是批判将圣贤之学异化为口耳之学、利禄之门的阳明，自然继续了对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关注，这在其有关良知与闻见的讨论中得以体现，但在阳明学中深入检讨二者关系的当首推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龙溪有关良知与知识的相关论说，既构成了其良知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深化了道德与知识关系问题的理论内涵。并且，龙溪对该问题的论说不仅代表了中晚明阳明学的一个主要取向，更在中晚明的思想界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辩难。可以说，“知”（良知）“识”（知识）之辨对于中晚明整个儒学理论和实践形态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形塑作用。本文首先集中检讨龙溪在良知与知识问题上的看法，然后进入到中晚明阳明学的整体脉络，考察不同学者之间知、识之辨的具体内涵与理论形态，并对中晚明阳明学知、识之辨的思想史意义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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