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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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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黃宗羲之所以要作《明儒學案》，一方面固然是不滿於海門的《聖學宗傳》和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希望較爲客觀、周延地反映有明一代儒學的面貌。而另一方面，爲陽明學澄清、辯護，不能不說是黃宗羲心中非常強烈的動機與願望。這在其〈復秦燈岩書〉[1]和〈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中均有明確的反映。[2]
透過《明儒學案》，我們看到明代的儒學幾乎是陽明學的天下，但陽明學從産生之日起，其實一直受到居於正統地位的朱子學的批評。雖然在隆慶、萬曆年間達到鼎盛，並以陽明獲得從祀而取得官方正統的認可，[3]但旋即開始衰落。[4]不僅在明亡之前由於其流弊叢生，已經開始受到各方面的嚴厲批評，尤其明亡之後，當時的知識份子激于亡國之痛，更是對陽明學痛加詬病。既湧現了一大批學宗朱子的學者，如陸世儀（1611─1672，字道威，號桴亭）、張履祥（1611─1674，字考夫，號念芝，稱楊園先生）、呂留良（1629─1683，一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熊賜履（1635─1709，號愚齋）、李光地（1642─1718，號安溪）、陸隴其（1630─1692，字稼書）、張伯行（1651─1725，字孝先，號敬庵）等人，與之相應，也出現了相當站在朱子學立場批評王學的著述，如熊賜履之《學統》、張烈（1622─1685，字武承，號孜堂）之《王學質疑》、張伯行之《性理正宗》等等。[5]明中期王學興盛時便已有兩部批判陽明學的力作，即羅欽順（1465-1547，字允升，號整庵）的《困知記》和陳建（1469─1567，號清瀾）的《學蔀通辨》，與之相較，這些著述在基本立場上皆可謂完全一致。此外，康熙皇帝在朝堂之上反復提倡並認真講習朱子學的行爲，[6]無疑也爲朱子學的再興以及對陽明學的批判意識型態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在黃宗羲撰寫《明儒學案》的時代，思想界對陽明學的討伐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境地。這一聲勢在當時的思想界幾乎無人可以阻擋，風氣所至，黃宗羲亦難免不爲其所裹協。因此，黃宗羲雖欲還陽明學之清白，但《明儒學案》中伸張陽明學的方式，已經要從肯定朱子學的正統地位出發，以當時對陽明學的基本批評爲前提了。在爲陽明學辯護的代表性文字之一〈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中，黃宗羲首先要說「以程朱爲正統，是矣」，[7]便是明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論及《明儒學案》時所謂：「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于薛之徒，陽爲引重，而陰致微詞；于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8]固然有清代朱子學的門戶因素，但也恰恰從側面反映出黃宗羲面對批判陽明學的風潮，已經無法採取正面積極回應的辯護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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