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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早期墨家：墨翟及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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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战国初儒家子思学派的思想中迸出了反宗法制的叛逆火花，那么，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翟，则干脆反戈一击，扯起了“兼爱”、“尚同”、“尚贤”的反宗法制旗帜，另起炉灶，创立了与儒家对垒的墨家学派。儒家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墨家则以原始人道主义为指归。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能属于当时“士”的阶层。《汉书·艺文志》将“墨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但其所云“盖出于清庙之守”，乃是根据不足的臆测。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其首领称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代巨子选拔贤者担任，代代相传。墨门子弟必须听命于巨子，为实施墨家的主张，舍身行道。被派往各国做官的门徒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首领要以身作则，实行“墨者之法”。墨家聚徒讲学，身体力行，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战国初期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墨翟、禽滑厘、田鸠、孟胜、田襄子等，反映了平民阶层上层分子的要求。
墨子(约前480——前390)姓墨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一说即鲁国人，宋昭公时曾为宋国大夫。他承认自己是“贱人”，可能乃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墨子与子思同时。《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孔子的理想是西周初的王权宗法制社会，而墨子更将列于“三代”的“夏政”作为其理想，极可能是受了《礼运》“大同”说的启迪。而礼仪从俭则是孔子已有的思想，宰我更怀疑孔子主张的“三年之丧”，墨子提出“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以及“节葬”、“节用”等主张，只是进一步加以发展了而已。而墨子的“兼爱”、“尚同”、“尚贤”、“明鬼”等思想，则均可在《礼运》中找到影子，墨子晚于孔子，他“学儒者之业”，可能是鲁国曾子的学生。与子思同学，故两人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子思仍重于讲“礼”，保持儒家的传统；墨子热衷于“兼爱”、“尚贤”、“尚同”，则充满了对理想的追求。今《墨子》书中《亲士》、《修身》、《法仪》、《七患》、《辞过》五篇，文风古朴，而前两篇，清汪中《墨子序》云“其言淳实，与《曾子立事》相表里”，很可能就是墨翟早期学儒时的作品。《亲士》似有两处明显的错简窜入，即“今有五锥”至“故曰太盛难守也”一处和“是故天地不昭昭”至“千人之长也”一处。其插入割断文意，所云与“亲士”无关。而有些学者所强调墨子不应亲自见到的“吴起之裂”等句，即在错简之中。《法仪》、《七患》、《辞过》篇首的“子墨子曰”，似乃后人所加。墨子利用儒学理论中理想与主张的矛盾，拾取“大同”理想加以发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向儒家发起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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