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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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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学以“入道见志”为基本原则，史学以“实录”、“良史”为基本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史记》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它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子书，司马迁兼有史家与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立场。后世对司马迁的褒贬不同的评价，可以由此得一解释。
诸子学与史学本各有其不同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刘知幾说：“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史通·惑经》）章学诚说：“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2]（《文史通义·原学下》）刘知幾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史通·叙事》）说明诸子学是主于思想、议论、博学多闻，史学是主于叙事直书。
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四部中属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赵翼称之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东汉时尚未有四部之分，《汉书·艺文志》列《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后，《春秋》为鲁史，仍是史书。史学的含义，即如班固所说，首在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汉书·司马迁传赞》）对此，刘勰也曾有所讨论，说：“开闢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5]（《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载籍”、“载笔”、“主文”，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真实可信。《春秋左传》宣二年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实录”、“良史”二语，最足以说明史学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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