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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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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丰富的关于主体修养的学说。其中，大部分是讲道德养成过程中的主体修养问题，不过也有相当部份是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修养问题。而且，即使是那些有关道德主体修养方面的论述，同样也包含着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可以说，强调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修养，认为认识活动与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对于丰富哲学认识论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哲学贡献于世界哲学的一份宝贵财富。
对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能动作用的认识认识是离不开认识者（主体）和被认识者（客体）的，先秦的荀子（名况，又称孙卿，他的活动年代约为公元前298-238年之间）曾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又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这是说，人（主体）有认识的能力（能知），物（客体）有可认识的性质（所知），主体的认识能力与客体事物相接触（合）後，即可产生认识、获得知识（智）。这种朴素的反映论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上对于认识性质和来源的一般见解。佛教传入中国后，讲“心法起灭天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等，否定有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体。受其影响，宋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等讲“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也不承认有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体。因此，佛教强调断除“所知障”、“见自本性”，陆王则强调“致吾心之长知”等等。在他们看来，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是主体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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