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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结构下的危机和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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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中国历史和儒家文化
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或许构不成一个独立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真切地触及了中国人在当时所面临的几个最大的问题。从认清问题本质的角度看，是否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第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中国人在古时候并没有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只有笼统的天下，具体而言，也是某个王朝，外敌入侵的时候，捍卫的的是大宋或大明的江山。（在这里，儒家文化出现了一个悖论）
从伦理上说，臣子要对皇上尽忠，最好到死为止，那么明朝的遗老不该事清，另一方面儒家本质上又是文化主义而非民族（国家）主义的，就是说，只要儒家之道还被尊奉，谁统治其实是次要的，所以汉族文人为康熙的四库全书效力是理所当然。）到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一个特定地域，疆界，主权的国家始成型，由此而来的观念也逐渐强化。清朝灭亡前，这种民族意识首先表现为汉族对满族的不满，（孙中山言驱除达虏）也开始表现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排斥。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初追求的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第二个是民权主义，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
认识到人民应当有基本民权并将之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对于中国这个从来视人民为草芥的国度是了不起的，也是近代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接下来是民生主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存，生存而要成为一种主义，完全有拔高之嫌，按说这一条并不如前两者那样具有主义的崇高性形而上学意味，后世还有人讥讽说孙大炮不学无术，闹出了民生主义的笑话。然而民生主义不是笑话，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下，人民的生存恰恰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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