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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理学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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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小研读《周礼》、《史记》、《文选》……，深受儒学精义陶铸。而当时的湖湘学风也促成了其理学的发展：在湖南，程朱理学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儒书，务以程朱为宗”。（1）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升居翰林，师法桐城派宗师姚鼐后，又师从理学大师唐鉴“从讲求为学之方”。（2） 同时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关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 、仁和邵公懿长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厉”。（3） 历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的曾国藩“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4） 。当时，清朝已步入末世：农民起义频繁；列强咄咄逼人；封建礼乐崩坏。为解决“内忧外患”，清政府欲扬理学，振纲纪，曾国藩孜求理学也正适应了这一政治需要。道光末年，曾国藩去都南下，躬行践履，汲纳百家，进一步发展了其理学思想。
一、继承并发展了“理一元论”，“理一分殊”的学说。
关于世界的本源，朱熹认为天地万物就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万物。曾国藩说：“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5） 可见他继承了朱子“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关于理与气的关系，朱子指出有“理”才有“气”，但“理”是本。曾国藩主张“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6） 可见两人都认为理是第一位的，理主宰万物。关于理学的“理一分殊”曾国藩指出：“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亿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 。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7） 他强调人与物，乡邻与同室，亲与不亲，贤与愚之间的差别，这有利于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对于理学中的“性”，“命”，曾国藩认为“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8） 这样，曾国藩也就强调了封建伦理原则也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如何认识“理”呢?曾国藩继承了“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主张，并进一步指出：“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9） 他认为只有认识“至殊之分”，认识到具体事物，才能认识“理”；反过来，一般寓于特殊，“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可见这种方法论合乎思想逻辑，具有致知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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