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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景——从“中庸”的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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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思想界的“自由”动向
当20世纪的人们已经习惯将中庸之道说成是如同猫的温和、以折中冒充“公允”之后，随之而来的宽容即是“温情主义”。更为可怕的是，温情乃是怯弱和自私的代名词。[1]尤其是1949年以后，随着五四精神的论定以及鲁迅方向的确认，仿佛五四精神就是不妥协、完全、彻底的代名词；五四的偏激与固执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方向。五四曾经出现过的与改良有点近亲的温和、中庸、折中思想被挖了祖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庸之道更是被被揭批得体无完肤。当世纪的丧钟和新世纪的晨钟同时敲响的时候，我们不由得开始了对中庸的忏悔。这样的忏悔和反思首先来自于海外思想界：如果我们的民族要创新，要追求现代性，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2]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再重复“不破不立”的故事，一定要在注重“传统的延续性”。[3]环顾当今思想界，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抑或不自由、不新也不左的学者，在对传统与现代自由的衔接上已经达成大致的“通约”：通向现代自由之路决不是在“过河拆桥”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但究竟怎样在“老桥”与“新桥”之间找到接口却是当今学者需要以坐冷板凳的勇气去正视的。通读西方自由主义当时哈耶克、萨托利等大师的经典，也都在不同的视角下同时强调自由主义必需与传统衔接的必要性。在大师们看来，自由主义无法移花接木、从头再来。与此同时，笔者也看到，无论是海外还是海内的思想界，他们都陷入了一个新的紧张中——对必须打破传统而又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上严重地吊着各自的“诡”。于是，我想，放下抽象的“该怎样的”论述，从具体的文化资源入手来个传统和现代的“究竟怎样”对接也许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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