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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仁学》与近代士人知识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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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既是政治变革的产物，也是文化变革的产物。在近几十年的《仁学》研究中，人们从政治角度切入者多，文化上切入则略显薄弱。随着前者研究的日臻成熟，后者也当在此基础上逐步跟上，这是一个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与《仁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烈士，一个冲决封建网罗的英雄；而后者，则是留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个文化符号，需要我们从文化角度加以关照。
一、《仁学》的知识来源与创作起因
按中国的老算法，1894年谭嗣同正好30岁，三十而立不仅是描述一种人生状态，更是传统文化对青年人的一种无形的要求。30岁以前，总体上看，谭嗣同生活在一种自在状态，像大多数年轻士人一样，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他一面听从父命，把20~30岁精力最充沛的时光用于科举，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一面也在衣食无愁的状态下，相对自由而淋漓地发展着自己不乐小成、任侠勇为的个性，骑马射猎，广交朋友，十年中，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约八万余里，堪绕地球一周。可以说，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大抵过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士人的悠闲生活，从而也就决定了他的知识结构的大格局。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谭的生命轨迹，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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