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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价值的认同与边界的扩大——从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与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两文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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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是对国学价值的认同，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则将“国学”边界的扩大，混淆了国学与广义文化的界限。
本人以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根本。纪文“为人大国学院的成立鼓与呼”，指出长时期对“国学”的忽略或偏激的态度已导致“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的恶果，现在已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纪文还提出“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的具体主张。是文对“国学”价值的认同，言辞痛切，读之若警种长鸣，发人深醒。
纪文对近百年来社会上激烈批孔，从而否定传统文化，造成“国学的失落”的历史场景作了精到的回顾与分析。是文的不足在于，仅看到激烈否定的表面现象，对于其中的真实内容分析不够。如早期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是建立在对“国学”精神的深度解构基础上的。陈独秀所否定的是当时提倡的“孔教”；鲁迅所进行的批判工作的目的在于解剖“中国的灵魂”，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是因为粉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他还说，历代的尊孔都是把孔子当“敲门砖”使用的。“孔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若没有坚实的“国学”功底，难以有此明晰的洞察。鲁迅还说过：“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可见，鲁迅先生所着力的工作任务是割除“肿瘤”和“烂疮”，即剔除封建文化的糟粕，是要抛弃“古训”，“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等散发腐朽灵魂的东西，反对心理阴暗，用中国文化的“软刀子”，使人“割头不觉死”的阴谋家、野心家；反对满脑子的旧思想却要附庸风雅，“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的旧人物（《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反对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要沽名钓誉之徒；反对“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机》）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恋“闲适”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根底浅薄，而且“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鲁迅书信集· 致杨霁云》19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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