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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代作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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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学术界对于王夫之关于古典诗文大家的严格批评有所关注。如船山将贴近历史、同情人民的杜诗讥为“愁贫怯死”；把元、白写爱情的诗歌斥为“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绸中丑态”；把白居易写歌行的才能贬低为“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对题材和风格多样的苏轼诗文说成为“萎花败叶，随流而漾”（均见《明诗评选·评刘基〈感春〉》及《姜斋诗话》等）；对曹植、陶渊明、陈子昂、王昌龄、李白、孟郊、韩愈、曹邺、陆游等数十位作家，也多所指谪。这与我们的文学史常识大相径庭，不免使人困惑。
一、文化整合，苛求难免
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笔，汉人之罢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传”等中的褒贬，《四库全书》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严格批评，等等。历史上，我们的文化经过历次体系的、载体的、代表人物身价的种种整合，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在朝在野的、强权式或内省式的。体系的：如孔子的删定《诗三百》（姑从旧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等。身价的（也涉及体系）：如钟嵘《诗品》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心雕龙》的精细梳理。载体的：如《四库全书》对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录（如《清代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所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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