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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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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五光十色，斑烂绚丽。近百年间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 意识形态的纷纭变， 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ｃｈ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去可谓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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